打败太平天国的，不仅只有曾国藩。   图：翻摄自维基百科

中国有不能战而好为主战之议者，皆当斩首……中国人民耐劳易使，果能教练，可转弱为强。──戈登（Charles George Gordon）

外国雇佣兵不是清末才第一次出现，“师夷长技以制夷”也不是晚清才有的应急策略。唐朝安史之乱时，朝廷重金聘请吐蕃和回鹘军队帮助对抗安禄山和史思明叛军；南宋时，朝廷也曾拿钱收买金国对付西夏，之后又联合蒙古对付金国。

三千年未有之变局，催生西洋“常胜军”

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，清帝国的统治模式被动的发生剧变：由于八旗和绿营腐败不堪、无力征战，朝廷不得不重用曾国藩、左宗棠、李鸿章、胡林翼等汉族大臣，组建湘军、淮军等“乡勇”，这种新式的汉族地方武装成为镇压太平天国的主力。由此使得“同治中兴”之后，权力由中央下移至地方，封疆大吏各自为政，中央政令不出紫禁城，以致在义和团拳乱期间，出现拒绝遵从慈禧太后“与万国开战”诏书的东南互保运动。

另一方面，洋人开始成为这场战争中一股举足轻重的力量。在朝廷与太平军的对峙中，洋人站在哪一边，决定著哪一边能在这场漫长而血腥的内战中取胜。

就在清廷与太平天国在南方苦战的同时，北方又烽烟四起，英法联军打进北京城，咸丰皇帝逃往承德避暑山庄。清廷被洋人狠狠的教训后，放下身段，与西方列强展开貌似平等的“外交”，签订和约，并用非正式的方式，请求洋人出兵帮助镇压太平军。于是，就有了以外国雇佣兵为主体的“常胜军”。

美国历史学家R．J．史密斯（Richard Joseph Smith）在《十九世纪中国的常胜军—外国雇佣兵与清帝国官员》一书中指出：“常胜军身为展现东、西方共同分享的新合作精神，而出现的第一批中西制度性的组织之一，集中反映出合作政策背后的冲突与妥协。”

在“三千来未有之大变局”中，这支西洋雇佣兵身分特殊、敏感且张力十足：他们与清帝国不仅存在种族和国籍的差异，更有著文化与制度的天壤之别。或更直接的说，是文明与野蛮的差别。讽刺意味十足的是，双方所定义的文明与野蛮是颠倒的。清国人认为自己是文明人，洋人是野蛮人；洋人则认为自己是文明人，清国人是野蛮人。

一八四０年以来，清帝国在与西方的对决中屡战屡败，但统治阶层只承认“技不如人”，不承认本身在文明核心上是低劣、落后的，所以只愿意采取“师夷长技以制夷”的应对策略。

美国研究中国史的权威费正清（John King Fair bank）指出：“常胜军拥有的外国大炮和连发步枪，以及它运用的、由长江三角洲水路上的明轮蒸汽船实施的两栖战术，使该军在中国军事史上，占有新的技术方面的重要地位。”这些新技术以及创建在此之上的新战术，让常胜军赢得了一连串辉煌的战役。

常胜军的成功，让李鸿章等清帝国开明派官员意识到武器和技术的重要性。一八六三年，李鸿章说：“一旦中国拥有两件东西－－迫击炮和蒸汽船－－西方人就不得不收回干预之手！”清帝国愿意购买西方雪铁龙的枪炮和船舰，进而加以模仿制造，以此缩小与西方在军事上的差距。

但船坚炮利并不足以让清帝国“站起来”，中俄伊犁争端（按：俄国趁西境混乱，出兵包含伊犁在内的中国领土）和在此之前的台湾危机（按：因《天津条约》，清廷陆续开放淡水、基隆、安平、打狗四港），证明李鸿章目光短浅和盲目乐观。“中体西用”不是灵丹妙药，而是致命毒药。舍本逐末，无法脱胎换骨，但在军事领域有限的进步，至少可以取得击败太平天国的优势。

书名：颠倒的民国

作者：余杰

出版时间：2019年7月(即将出版)

出版社：大是文化有限公司

常胜军的成功，让李鸿章等清帝国开明派官员意识到武器和技术的重要性 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，清帝国的统治模式被动的发生剧变 外国雇佣兵不是清末才第一次出现，“师夷长技以制夷”也不是晚清才有的应急策略 作家余杰。   图：翻摄自余杰脸书/黄谦贤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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